翻译: 郭雨辰
采访: 周礼旻
撰文: 林沁彤, 神山馨
透视日本政坛的赛博厌女现象
8月28日，日本政治史上时间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终于宣告结束。 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安倍晋三（Shinzo Abe）列举了他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等理由提前终止了任期。 广为流传他长期受溃疡性结肠炎困扰，他前一次任期也同样是以此为离职理由。这一消息收到的反响各异。
许多人都对他的状况产生了富有同情的关注，如鹤野刚士等公众人物在推特上对这位首相表达的赞扬。然而，也有些人对他离职背后的政治动机表示怀疑，尤其是在口罩分发等新冠应对措施广受谴责，对于检察官丑闻、森友学园事件等的应对举措引发强烈不满的背景下。
立宪民主党女政治家石垣纪子（Noriko Ishigaki）在安倍辞职当天在推特上提到安倍晋三是“一位糟糕的危机管理者，习惯性地在关键时刻搞砸自己的身体”。她的一连串推文遭到大量批评，许多人呼吁收回这些言论并道歉。 后来，石垣在Twitter上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观点，但并不令人意外地，同样遭到了批评。
这些批评很快病毒式传播，带上她的名字和“＃我要求石垣纪子代表辞职”的话题标签，呼吁她辞职的讯息在推特整天挂在日本热搜趋势上。也有包括演员松尾隆在内的其他知名人士，在《每日新闻》上撰写了专栏，以及编剧町山智久也同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不赞同。然而，石垣纪子所受到的批评的程度显然与其他发表过类似言论的人不同，她的第一条推特就屡遭到单独的批评，尽管她后来发文列举安倍政府在过去7年中所犯下种种可能存在违宪的罪行来进行解释。
“我不想在日本当女政治家，”目前在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任教的政治学家和日本学家费边-舍费尔教授笑着说。 他最初接触日本文化是他在政治学本科时通过在枥木县的寄宿家庭，这激发了他对日本研究的热情。最近，他与人合著了一项研究，将网络空间对日本在野党女性政治家的言语攻击可视化，认为其严厉程度和攻击频率远高于针对男性、尤其是执政的自民党政治家。
日本的政治格局总体上仍然是以男性为主，众多因素使女性难以在政治上保持成功（Miura, 2017）。此外，道尔顿（2015，2017）曾对日本女性政客的性骚扰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建立在对日本自由民主党（LDP）和日本民主党（DPJ）成员以及女权主义者联盟（Femiren）成员的访谈的基础上，研究认为，尽管性骚扰一直是当代日本政治中的一个持续问题，但很少公开地得到处理和解决：日本政治中女性所遭受的暴力是广泛而多样的，从性别歧视到沉默甚至是不必要的身体接触。
然而，对妇女的骚扰很少被作为一个问题进行讨论，更不用说对妇女的暴力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仍然是隐藏的。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在一种对女性进行性剥削是如此普遍的文化中，人们很难清楚地阐明什么构成了性骚扰。 （道尔顿2017，216）
在对女性的外表进行主题化处理（评论其外貌和着装方式）在日本仍然很普遍的同时，舍费尔博士也发现女性政治人物受到不断攻击的方式也主要基于其外表 ，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议题。
“有趣的是，互联网上的极右派利用大量讽刺和新词，对女性政治家进行这种厌女的攻击。 他们创造了很多新词来攻击一个人，看上去似乎只是单纯的游戏或日语的“Neta”，而非性别歧视或某些政治意识形态。” 舍费尔教授补充说：“但是，这不应该被误以为只是开玩笑，因为它一方面它对遭受这种言语虐待的对象有伤害性，另一方面又在加重对性别歧视和厌女症的合理化。”
一个你可以任意贴到敌人身上的魔术标签
然而，当批评女性政客时，厌女似乎不是批评者唯一的武器。 另一种形式的歧视也经常发生。 例如，反对党的女政治家雷尼奥（Renho）因为拥有一半台湾和一半日本血统，她在性别和种族上都受到了攻击。
舍费尔博士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叠加歧视。”
舍费尔博士先前的论文《日本2014年大选：政治机器人，右翼互联网活动家和首相安倍晋三的隐藏民族主义议程》，讨论了互联网右翼分子如何将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的话语 用作“框架桥梁”来攻击政治上反对派、或者仅仅是不喜欢的人。
‘Hannichi（反日）’或 ‘Zainichi’（在日本的外国人：通常指韩国或中国后裔）的标签可以起到联系民族主义话语和某些政治观点的作用，作为“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 同样，在攻击女性政客时出现了“反日女权主义者”的论述。
除了因婚外情被言语攻击外，在我们的样本推文中，山尾还被指责为 “反日”（hannichi）。在这条推特中，山尾的名字和其他女政客一起出现，这些女政客不仅被指责为 “反日”，并且被形容为 “不漂亮”。
【推文大意】
20180323_055341，@****：#抗日政客#仁和#仁和#津本清美#福岛瑞穗#山毛诗织
我不能说这些反日政客很美。 只是内心不如外在美。
https://t.co/bXyIDulQ0O。. . . . . .
20180323_055341，@****：#反日政客#仁和#津本清美。
#福岛瑞穗#山尾千织不能真的说#反日女的。
政治家都是漂亮的吧，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内忧外患，不是吗？
“反日 “一词是日本网络右翼分子用来攻击政敌的行话的中心词，指控对方的行为“对抗”其本国人们—“日本人”。这是本土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非常常见的修辞策略，他们可以据此将自己定位为唯一一个专门代表 “人民”并为其说话的人。换句话说，山尾和这条推特中标签中的其他女性政客一起，被公开驱逐出 “日本人”这个民族共同体。此外，推特中的链接还涉及到另一条推特，上面有这四位政客非常不雅的照片。因此，这些女政客不仅因为她们所谓的 “反日”态度而受到攻击，而且还因为日本女性经常被评头论足的东西，即她们的外貌而受到攻击。
(Tamara Fuchs, Fabian Schafer “Normalizing misogyny: hate speech and verbal abuse of female politicians on Japanese Twitter”)
日本和德国语境下 “背叛人民的人”
虽然在日本，“Hannichi”或 “Zainichi”的排外话语越来越常态化，但Schäfer博士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完全是日本原创。“在德国也有非常类似的情况”，他说，“在日本，社交媒体上有一种非常极端的话语， 买国（Baikoku；国家的叛徒），在德国，也有“Volksverräter”（人民的叛徒）、”Anti-Deutsch”（反德国）等词语，其应用方式与“买国（Baikoku）”或 “在日（Zainichi）”类似。例如，给默克尔总理贴上 “Volksverräter”的标签，人们就可以以“与自己的人民为敌”为理由来排斥她。
不过，这种“反德”标签的使用与日本的语境相当不同。 “在德国，被攻击和贴上叛徒标签的只是左倾的政治家、记者和活动家。在“移民危机”的背景下 （人们逃离战乱下的家乡，来到欧洲寻找和平和生活）人们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接受他们，但反对这种移民潮的人却在骂默克尔和其他政客是‘叛徒’，担心德国被‘其他人’取代。但在日本，对象是一般的民间人士。比如，生活在日本的扎因一族就被贴上了‘反日’的标签，成为众矢之的。 ”
但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有人会问。是因为中国和韩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似乎威胁到了日本的竞争力吗？舍费尔博士认为，这些形式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在逻辑上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你看看网友（网络极右翼）的经济结构，他们的经济状况未必不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中产阶级，有稳定的工作，有足够的钱生活，有钱盖自己的房子。并不是说他们认为扎因一族抢走了他们的东西。”
舍费尔博士深入探讨了根植于一个世纪前的结构性原因。“这个标签的使用所意味的是，日本并没有完全解决所有来自法西斯主义过去的问题。德国有过纳粹政权进行的残酷行为，有过大屠杀。帝国主义日本也有它的侵华事件，南京大屠杀等等，但是在战后不久，日本在政治上、地理上与德国的地位截然不同。德国先后被英、美、苏、法4个不同国家占领。由于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四周都是以前的敌人，德国必须解決所有的政治问题，设法与周边国家建立地区友谊和和平关系，因为它别无其它选择。”
在此期间，日本只是被美国占领，而美国在之后成功地将日本纳入了自己的地缘政治议程；冲绳成为美国天然的航母，然后朝鲜战争开始，又是一场越南战争。“对于日本来说，战争是间接进行的，他们在地理上和战略上都被纳入了这些连续的战争中。”
在整个冷战时期，随着美国转向利用日本的经济实力在该地区达到反共目的的政策，日本及其邻国继续以经济重组的名义搁置解决历史争端。根据《旧金山和约》，盟国原则上放弃了赔偿，作为交换的是，日本将以“服务”的形式向其过去侵略过的国家支付赔偿。
对日本来说，由于美国依赖日本制造武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为 “特殊战争需求（Sensou-Tokuju）”。其后，日本通过援助和贸易重建了其在亚洲的影响力，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独立后都在寻求强大的经济模式。日本在1984年与缅甸、1981年与菲律宾、1983年与印尼、1984年与南越分别签订了赔偿协议。柬埔寨和老挝放弃了要求赔款的权利，以换取免费援助。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密克罗尼西亚获得了相当于赔款的援助和经济合作。中国、台湾、苏联、印度很快就放弃了赔偿要求。战争创造的需求不断增加，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不断扩大，这对日本战后经济结构的迅速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代价也并不小，失去了进行恰当赔偿的机会。
“未解决的后殖民问题仍以这种修辞方式的形式存在，攻击扎因一族（Zainichi，第四代定居日本的韩国裔）是外国人,”舍费尔博士解释说。征兵问题、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甲级战犯供奉问题等争议性问题至今普遍存在，并不断演化为政治问题，在公共领域形成鸿沟。这些都是这一地区战后乱局的遗留问题。
种族主义真正的原因：基于社交媒体领域
移民问题是目前德国种族主义的主要原因，但由于居住在日本的难民数量极少，因此与日本的关系并不大。2019年，在10375名申请者中，只有43人被接受难民身份入境，而根据庇护信息数据库的数据，同年德国以36.2%的速度为45053名寻求庇护者打开了大门。Schäfer博士认为，这使得日本所谓的“想象中的同质社会”成为可能，“为了找到种族注意的合理性，日本极右派总要和韩国人扯上关系”。
当新冠危机来临时，有人批评柏青哥店不顾政府 “要求 “各企业遵守紧急状态下临时关闭的要求，仍继续营业。由于这些店铺通常很多都是由韩裔日本人经营，因此，对不遵守规定的指责无可争议地具有了另一层含义。
很快，它就演变成了对韩裔日本人的种族歧视。”这是一种非常格式化的攻击某人的方式，它已经并不关乎政治，而是更多的是与这种未解决的后殖民历史有关。” 舍费尔博士说。韩裔日本人被打上了另一个贬义的标签–Hannichi（反日分子），因为据说选择了故意违背规则而使病毒进一步传播。
“我认为这是网友们试图建立一个拥有同样排他性态度的内群体的想象”，舍费尔博士称，他还认为这是日本线上和线下种族主义的真正原因。集体认同感（Collective Identity）有助于强化一个人对群体的归属感，由对社会的理想看法或他们希望如何共同生活组成。
“理论上，社区的建立是通过说“这是我们的社区”来建构想象的外界他者。而如果你不习惯和韩裔日本人生活在一起，就像在德国不习惯和土耳其人生活在一起，你就会对他们建立起这种媒介化的、非常种族化的形象。随着社交媒体消化这些种族主义的言论，你会在想象中建立起这个’不存在的他者’或’敌人’。”
现在，随着社交媒体已经无孔不入地进入了个人的生活，总是存在被贴上一个与你无关的伤害性标签的风险。这是否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现象，没有改善的空间？舍费尔博士提出了3个潜在的补救措施。
1. 法律规定
虽然舍费尔博士认为 “每一个人因其种族、性别、宗教或任何东西而受到的歧视，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他也指出，言论自由与当权者可滥用法律的能之间会存在永恒的张力。
2. 企业的主动性
“Twitter、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需要审查仇恨言论，或者屏蔽那些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者或反女权主义者。”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公司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在资本主义市场上，”他们的流量越大，就能卖出更多的广告，这样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因此，我们此时只能相信这些公司的道德。
3. 公民运动
舍费尔博士强调了互联网反运动的潜在用途，并列举了过去发生在日本的例子。网上运动 “Netouyo ban Matsuri “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活动，目的是禁止并举报社交媒体上的仇恨言论。参与者将种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账户通知给YouTube和Twitter。YouTube和Twitter决定删除数千个微小而又非常直言不讳的网友账号。” 这种针对仇恨言论的精心策划的反击运动，可能是改变话语的关键。”他认为。
现在的问题是，网络反运动是否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制和打击歧视和仇恨？在即将发表的文章中，舍费尔博士将讨论当代社会媒体传播的性质，以及互联网反运动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发挥作用，以应对社会上日益普遍的仇恨言论。
费边-舍费尔教授（Fabian Schäfer）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日本研究、哲学和新闻学。2008年，他以 “战前日本媒体与传播研究的起源 “为题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920-1937年对新闻、新闻业和公共舆论的早期理论方法”。2005-2012年，他在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担任讲师（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曾任东京大学日本基金会博士生研究员（2004-05），东京外国语大学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研究员（2008），莱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2009-10）。2012-2013年，他是苏黎世大学URPP亚洲和欧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Oberassistent）。2013年起，舍费尔教授担任埃朗根-纽伦堡大学日本研究一系主任。